To have your baby grow in a stranger’s womb is not so much a fictional thing anymore. The practice of surrogacy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women who crave a baby yet are unwilling to pull through lengthy pregnanci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akes a closer at surrogacy by examining its legality, causation, social ramifications,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recent incidents regarding the practice.
Author: Camille
Captioner: Mindy Jia
近期，国内一女星由于被曝光在美国通过代孕获得一对子女而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讨论。“代孕”这一被数次讨论过的话题，又一次站上了风口浪尖。
01
什么是代孕？
它是合法的吗？
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现代医疗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妊娠、分娩的行为，可分为完全代孕、部分代孕或无偿代孕、有偿代孕。
代孕以男女不发生性交为前提，过程包括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以及其他相关衍生技术。
一言以蔽之，代孕就相当于将代孕母亲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具，承载了妊娠过程与创伤，而另一方通过购买或协商的方式来获得其产下的孩子。
关于代孕的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14号）《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第三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我国国内代孕仍属非法，不得不说该女星真是打的一手好擦边球。
02
为什么会有“代孕”的存在？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人开始考虑找人代孕：或许是出于对生育的恐惧，或许是迫于家庭压力，或许是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抛开因种种原因无法生育却想有孩子的家庭不谈，有生育能力者中，对代孕的需求有增高的趋势。
另一方面，一些女性，尤其是在代孕合法地区的女性，出于家庭条件的拮据，不得不考虑或被迫考虑各种方式来换得报酬。
由于代孕机构所扮演的中介的存在，供应方和需求方的联系更加容易，代孕的门槛较之以前也从而降低了。
03
关于代孕合法化
首先指出，笔者本人反对代孕合法化（不限于商业代孕），尤其是针对当下的国情而言。理由如下：
1） 从代孕母亲的人权上来讲，当贫穷限制了她们的选择权，我们如何能说她们是“自愿”的？
就如因生活拮据而被迫卖卵的女孩，又如贩卖自己时间的被迫加班的员工们，当他们为了生存下去而说着“愿意”时，他们拒绝的权力相当于被剥夺，我们也很难保证他们的决定不是受到父母或伴侣的胁迫与诱惑。
若在不成熟的制度支持下实行代孕合法化，必然导致一些女性丧失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和决定权
2） 同时，代孕合法化带来的不仅是对女性的降权，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阶级压迫。
可预见的是，随着代孕门槛的进一步降低，更多经济条件允许且有生育需求的家庭会青睐这种不承担伤痛又“延续血脉”。而一旦这成为如同背贷款买房一样的常态，再要为被噤声的底层家庭们维权，将是一场新的漫长革命。
3） 此外，婴儿人权则是更少被人们关注的一个角度。妊娠28周后，胎儿出生已经能够存活，此时进行流产是非法的。这也是该女星更为严重的一个错误。尽管她的遗弃没有造成事实的严重后果，在美国进行代孕也使她难被定罪，但她对代孕过程的单方面毁约和将婴儿当成虚拟物品随意抛弃的态度，既违背契约精神，也不符人伦道德。
04
笔者观点
从事件开始发酵以来，笔者看到许多支持女权与平权的自媒体已作出发声。然而与普遍的声音不同的是，笔者并不是在倡导对代孕的全面否定，而是呼吁人们对代孕背后所反映的问题的关注。
笔者以为，许多人在对其进行批判时，存在将外界条件的限制附加在代孕本身上的现象。
例如，代孕母亲在代孕期间无法获得良好的条件，这本是代孕机构“黑心”的问题；而女性对结婚与生育的恐慌，更应为此负责的该是长期以来性教育的缺位与社会上尚未解决的歧视。
人们应当意识到的是，养儿并不是防老的方式，生育养育一个孩子也该不是一瞬间决定的事。将自己的晚年寄托在婴儿身上的家长，又如何能教养出有孝心的子女呢？
生育不是必需品，只有经过了深思熟虑，做好迎接一个新生命与承担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的准备，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与传承。
此外，笔者看到，有些因疾病或性别限制而无法生育的家庭努力地寻求解决方案，他们的声音却被无奈的浪潮掩埋。他们的存在必然意味着无法动摇的代孕或其他辅助手段的需求。也许在能解决问题的新科技成果被人类撷取之前，我们应当郑重地思考：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能够放宽限制，为他们提供希望？
杀死一切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并不能应对一切情况，相对地，将其规制、驯化为可控的无害的东西，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利益。
例如，对代孕机构进行规整，为代孕母亲们提供高自由度的孕期生活与良好的备孕条件，降低意外发生的概率，完善事故赔偿机制，设置类似于“冷静期”等的先决条件，孕前进行全面检查以避免遗传疾病，从社会观念上给予对代孕母亲的高度尊敬以规避“使女化”现象等等……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女性地位已经足够保障她们拥有绝对的选择权和否决权之上。
诚然，这些只是不成熟的建议，我们仍能从中找到许多漏洞，但这些措施或许能或多或少地降低代孕这一“地下黑产”的风险性与有害性。
解决代孕问题的最好方式不能只是口号式的抵制。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让女孩不做代孕也能过日子，让女孩不找代孕也敢生孩子，让不孕家庭不代孕也能圆梦。只有从根源上取缔代孕的需求，才能真正避免这一问题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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