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刺槐
Layout: 七依
Editor: Elleza
纵观以男性视角构建的漫漫文学史，人们对于心灵成长的探索、精神家园的追求从未停止，我们看着作家笔下的一位位男主人公读书治学、成家立业、行走天下、锤炼思想，却难以看到写作者们对女性心灵探索的跟踪与描绘。女主人公的故事中往往爱情为大，贤妻良母是她们的人生标杆，而她们的悲剧既不是未能成就事业，也不是完不成对自我的界定，而是被男人和他们的世界所抛弃。
随着现代主义与女性文学的发展，性别单一的文学世界被推翻重构，女性力图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当中，并探索更深刻的内心世界。在中西方女性主义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地涵盖了对人格独立、自由恋爱、传统男性事业的追求，然而，这些文本往往停留在个人层面，为两性爱情、家庭伦理而束缚。一方面，在战争、革命等宏大主题下，女性角色仍退守传统身份抑或缺席，一方面，对于灵魂的最终解放、人生的最终意义的找寻，往往如同伍尔夫在《出航》中所描写的那样无疾而终，面对茫茫大海却只能回归此岸，出世——死亡，化为「最后的雾」，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不是要找寻精神家园，而是同驱逐了她们的家园和解，与此同时力图回归把她们排除在外的世界，因此，为女性文学寻找新的突破，成为了现代世界的难题。在探索自身成长的过程中，女性当真能够坚定不移、心无芥蒂地踏上男性世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吗？
在近代中国，西方进步思潮涌入，动荡的、不断变革的社会为性别身份重构、女性参与提供了更多可能，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也随之发展。在变革之中，人们看到了一种「新女性」的诞生：革命的女性。她们挣脱了琐碎家庭的桎梏，接受了新潮的思想教育，参与到政治讨论与社会建设当中去，这样的女性似乎是全新的，是所有人未曾预料到的。对于革命女性的书写，能否为女性的解放和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亟待探索的领域。
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故事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女主人公林道静逃离压抑封建的家庭，独自一人来到北京谋生。经历一系列磨难之后，道静接触了先进的革命思想，逐渐坚定了自己的思想和道路，投身于革命与救亡运动。道静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所遇人物和思想转变，均忠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细腻的心理描写也为我们展现了道静作为革命女性独特的内心处境。这部洋洋洒洒50万字的小说是中国近代女性革命文学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里程碑之作，道静也成为无数革命女性形象的集大成者。因此今天笔者将以这部作品为楔子，回溯近代史中对于革命女性的书写。
当我们歌颂巾帼英雄时，我们忽略了什么？ 在古代，女子遵守「三从四德」，受拘束于家庭，行为举止和生活空间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为国从军、冲锋陷阵通常是专属于男人的事情，在战争中，女性退守后方，提供默默的支持，她们的贡献出现在描绘苦难的文本中，而歌颂功勋时，她们往往像影子一般褪去了。不过，仍有少数女性成为例外，如花木兰、穆桂英，她们勇敢无畏、首当其冲，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然而在这些振奋人心的故事背后，缺乏进一步的思考。女性征战沙场，尽管证明了她们的能力，但究其原因是男性人才短缺，女性是不得已的替补；女战士们往往女扮男装、抹去自己原本的女性气质，她们的性别认同是否变化动摇、她们的社会角色如何变化，这些问题却从来不在讨论之中。事实上，当出征归来，女人们都要「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回归传统的女人身份，回到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男外女内的生活。充满矛盾地，这些故事，如同荒漠中几粒失落的种子，一方面证明了女子拥有和男人一样统领千军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丝毫不能撼动两性的刻板分工、为女性带来任何程度的解放。因此，并非简单将女性与战争和革命联系起来便能跳出桎梏、带来进步，我们需要做的，是全面考察女性与家庭、社会、革命、国家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因为这些名词在近代的含义被不断刷新而变化着。
革命的定义是：一份解决危机、拯救同胞的民族国家的整体性计划。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变化和西方「天赋人权」观的传入，女性有望借助男性主流话语找回自身的主体性。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fraternité’ 一词原指「兄弟之爱」，但转译为「博爱」后，这一词汇在中国土地上具有了不同的意义。革命女性的诞生，标志着新时代人们对现代女性、现代两性关系的全新想象。
在对新时代女性的描绘中，男性往往试图为女性代言，女性成为男性世界创造的象征。女角色的生理特质令他们联想到母亲的角色，进一步联想到社会生产与革命果实；女性在战争动乱中因饱受苦难而憔悴的外表，令他们联想到被炮火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家园；被劫掠、性侵的女性，则让他们想到未能守护的、丢失的国土。作为象征的女性形象，在革命文学发展初期屡见不鲜。例如萧军笔下的李七嫂，便是「失落的家园」的象征：家中被洗劫一空，两个孩子惨死，最后为革命部队带走，开启新的生活。而在孙犁的《荷花淀》中，水生嫂的形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被守护者转变为家园的守护者，正如母亲守卫自己的孩子。只不过，这部分女性形象跳出了家庭的权威框架，她们的孩子，是整个悲惨世界中的无辜孩童、人民子弟。尽管如此，她们与革命的关系往往也通过丈夫和其他男性作为转接的桥梁，在工作的分配中，她们仍然专干传统女性的活计。在男性作家笔下，女性既被赋予了社会生产的期望，也颠扑不破长久以来的性别规范。 在《青春之歌》中，我们不难从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恋爱关系中看见这一点：起初，道静不愿委身狡诈的村镇领导，怒而对峙位高权重的校长，宁可跳海也不接受他们的羞辱。她坚毅的性格、高洁的品行和独立的思想吸引了余永泽，他对这样一位新女性十分满意，一见倾心；然而，在二人确立关系之后，余永泽不愿道静离开去寻找工作、接触革命，而希望尽早成婚，步入安稳的生活，每当道静与他交谈，他便从文学艺术漫漫谈起，用言语的浪漫使她不得不沉默。如果不能看破这层罗曼史骗局，道静将永远无法走出那一方小世界、展开属于自己的人生。
既然谈到恋爱，我们也不妨看看恋爱-革命的二元并立书写现象。近代革命文学中，革命线与爱情线往往并驾齐驱，对革命女性而言，同一位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结合是她最理想的选择。然而，从林余的恋情里，我们不难看出掩藏在异性恋爱之下的权力失衡。这也就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女性解放的一个悖论，也即女性在革命中的被动性。女性参与革命的动机与男性有所不同，她们往往有逃离家庭、逃离包办婚姻的需求，不愿重蹈母辈的悲剧。道静身无分文地半夜逃离家庭，便是因为发现了旧社会对待女子的残酷真相：她的母亲是被拐卖的女奴，生下孩子后便被赶到大街上，而她尽管已被大学录取，却被父亲扣留家中，为了体面地嫁出去换取一笔不菲彩礼。 这些阴差阳错走上革命道路的女性，既不是意识形态的持有者和践行者，也没有以己之力改造社会的欲望。因此女性接触革命之后，将会试图在革命队伍中寻找新的恋爱对象：这对象不仅（在一些作家看来）可以指引、带领她走上革命道路，同时革命恋爱也可以视作对革命的忠贞和对道德追求的满足。在革命恋爱关系中，双方不耽溺于情色享乐，而是以共同奋斗作为相处准则，甚至刻意禁欲守贞，将对伴侣的「忠贞」视为对国家、对革命的「忠贞」的一种形式。这种忠贞理想化了彼此，理想化了革命，也理想化了未来。在自由恋爱本身而不是伴侣身上，革命女性看见了自由与理性的崇高光辉，在恋爱中，她们可以无视官僚的压迫、无视日常的俗事，追求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解放。 然而，以上这些革命恋爱的特质，唯有在恋爱与革命共同走向胜利结局时才能得到完美的演绎。一方面在情爱关系中，女性难以占据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在革命关系中，女性面临被边缘化、刻板化的命运，同样也难以达到她们理想中的状况。在有限的历史阶段中，我们不难看见革命女性对于革命恋爱的期许随时间发展而落空、化为虚妄，事实上，当革命女性角色被要求在身体和心灵两个层面保持纯贞、同时满足革命伦理和性别伦理时，她们的自由已经受限，她们的主体性已然失落。
精神的出走与入航 革命女性的求索道路中，往往同时包含了娜拉式的「出走」——从家庭和旧社会毅然逃离，也面临着蕾切尔不曾完成的「入航」——进入更广大的队伍和新社会。出走已属不易，入航更加困难，这表明女性们不仅要挣脱困厄，还要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在革命女性文学探索初期，众多作品表现了这样一种「无意义」的悲哀：面对社会变革，女性不能向男性学习融入特定的社会角色，除却所谓爱情，她们往往一无所有。随着马列主义思想的传入，革命女性开始搭建她们入航的港口。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家，如丁玲、茅盾、谢婉莹，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融入了这一构想：公共生产是如此重要，使女性的参与迫在眉睫；而家庭的束缚和经济的不独立，无疑在威胁到女性劳动的同时威胁了社会生产。 到了30年代后期，对革命女性的刻画走向了新阶段，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革命，成为了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重要途径。此时，革命女性的入航港口已然明确，不可动摇，那便是为国家和民族奉献自己，牺牲小我，打破传统，完成自我价值的升华。到了《青春之歌》时期，革命女性的使命已经变得沉重和具体，正如参与革命的男性一样。道静参与游行、游说校园、深入乡村、狱中忍耐，她和自古以来所有成长小说的男性主人公一样，经历了一次完整、丰满的成长。革命女性形象充满了进步性，为后世女性文学提供了指导和更多可能。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想到，这样一座「港口」说到底也不过是将女性服务的对象从家中的男性升华为民族国家，暂不提精神寄托的正当性，女性实际处境的困厄又如何通过对革命女性的书写得到了改善？革命女性为社会女性观注入了丰富的内涵，然而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不被孤立的、牢固的主体性同盟，也即女性革命任重而道远的道路。
一个新社会呼吁两性的平等。在革命年代，人们对于性别平等的全部认知便是尽力抹消性别差距，减少工作上的歧视，使两性气质不断靠近。然而实质上，这种气质合一指的是女性的「去女性化」，即向男性学习和接近。这种去女性化体现了革命女性坚毅的性格，帮助她们脱离了一些传统的桎梏，也更多地体现了女性的健康、阳光之美。女孩们不必总是端庄、贤淑，她们可以大踏步地走路，也可以慷慨激昂地在会议上与人辩论。对于女角色的描写，也不再限于只写曼妙的身姿、洁白的胸脯一类，而更加注重于和人物形象的融合。例如在《青春之歌》中，对道静的素描寥寥几笔便勾勒完毕；但随着剧情推进，每一次道静的心理产生较大的波动起伏，作者总会细细描写她的眼睛：或明亮，或黯淡，时而迸发出火焰一般的愤怒，时而又流露出灯塔般的坚定。这种描写方式与书中的其他男性人物趋同，均为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思想发展起到辅助作用，而不再拘泥于女性角色表面带来的视觉效果和性刺激。 但是需要明白「去女性化」与「去性化」终究不同，「去性化」帮助我们看到女性身上未被发现的价值与光芒，而「去女性化」是二元的，它默认男性气质是好的、积极的，女性气质则是腐朽的、遭唾弃的。妩媚、长发、穿旗袍的女性为人所看不起，而为了跟上女性化的潮流，作者们有时矫枉过正，将笔下的女角色完全刻画成男人的模样：粗硬的短发，大嗓门，豪放不羁的好汉式性格，力大无穷的身躯。在许多男性视角的作品里，这样一种去女性化又成了男人们肆意划定择偶标准、炫耀自己拥有新思想的工具：「一个是平平无奇的眼镜女生，一个是面容姣好的富家小姐；可眼镜女孩到底读过书，拥有新思想，在我看来，她倒比那原本更让我心跳的小姐还要吸引我呢！」这样的叙述随处可见。「去女性化」不仅没有使得女性摆脱男性的审视，正相反，女孩们为了打破性别桎梏做出的努力又一次沦为对男性的取悦。如果不能构建属于女性的视角，挖掘真正的「女性气质」，找回女性在文本中的主体地位，再多的「去女性化」也不能帮助女性走出她们的困境。
总结 本文从几个不同角度浅析了近代文学中的革命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文学在一段特殊时期中的发展过程。或许在现代人看来，这些女性角色并不具有什么进步性：她们过于理想化、二元化，她们的抗争之路上充满了妥协，她们火花四溅的思想中，充满了被填塞进去的种种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不过，当我们能从过去的叙事中找出缺陷与弊病，看见写作者们寻求突破时遭遇的种种桎梏与困难，也正意味着我们已经从过去的这些尝试中取得了成果，而不曾停下求索的脚步。女性是写作者、是角色、是读者，我们写下，我们「要用自己的声音去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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